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對一個現(xiàn)實，PX的落戶似乎已經(jīng)成為一道無解的題。不要說這種項目在哪里落戶，即使只是傳言“可能在哪里落戶”，即使一個項目僅僅聽上去和PX相關(guān)，都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。從各地發(fā)生的PX事件來看，PX項目已經(jīng)陷入一種無法破解的死循環(huán)：政府想上馬項目，民眾在習慣性恐懼中反對，然后上街散步抵制，政府在壓力下不得不放棄。

　　這種在PX項目上政府、企業(yè)和民眾的對抗，已經(jīng)在好幾個地方上演。地方政府覺得很冤枉，上馬PX項目是為了提振地方經(jīng)濟；公眾更覺得冤枉，影響環(huán)境和健康卻不跟公眾協(xié)商，當然要抵制。而且，每一次散步事件后，官民關(guān)系都會受到一次傷害。同樣的故事每重復(fù)一次，都會進一步強化對PX項目的刻板恐懼，擴大“無解”的認知。

　　可是，正如一些專家所言，中國發(fā)展離不開重化工項目的上馬，中國工業(yè)經(jīng)濟正進入新的經(jīng)濟增長平臺，重化工項目在經(jīng)濟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尤其是在能源危機的總體壓力下，國家也需要這些項目解決能源問題。但這是一個總體和宏觀的狀況。理性地審視，可能每個人都能意識到重化工項目對一個國家的重要，但在根深蒂固的“PX恐懼癥”下，沒有人愿意這種PX項目建在自己的身邊。這種“鄰避心態(tài)”與對待垃圾處理廠類似：都知道一個城市必須有垃圾處理廠，但沒有人希望垃圾處理廠建在自己家附近，垃圾處理廠必然遭遇附近的居民的反對。

　　當大道理遇到小利益時，分裂和沖突不可避免。

　　那是不是真的“無解”呢？不是。破解的鑰匙掌握在政府手中。之所以會“無解”，是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打破那種決策陋習，沒有一個地方嘗試去破解，都在延續(xù)傳統(tǒng)那套封閉的決策機制和自說自話的宣傳機制。PX項目本身并非無解，無解存在于僵化的處置機制中。尋求破解之策，必須從決策源頭做起。

　　第一把鑰匙是盡可能為PX脫敏。毫無疑問，現(xiàn)在PX在人們的心中已經(jīng)成了一個敏感詞，成為人們理性思考這種問題的一個心理障礙。提起PX，人們想起的就是劇毒，就是破壞健康。其實，PX并沒有這么恐怖，只是在缺乏溝通和透明中被妖魔化了。就像垃圾處理廠一樣。我在韓國首爾參觀一家垃圾處理廠時，改變了我對垃圾處理廠的刻板認知。這家處理廠在門前立著一塊很大的顯示屏，告訴人們處理后排放出的各種物質(zhì)的含量，非常直觀地傳遞“無害”印象。處理廠的處理過程是全透明的，有專門的參觀通道看到全過程，處理廠向每個人開放。能如此開放，自然就能“脫敏”了。

　　第二把鑰匙是民主決策。其實，抗議PX項目的人并非都反對項目本身，反對的是涉及自己利益時不跟民眾商量的行為。政府在PX項目上選擇封閉決策，是擔心民眾不理解，引發(fā)群體性事件——但這種封閉決策，有沒有避免事件的發(fā)生呢？最終都沒有繞過去!網(wǎng)絡(luò)時代的墨菲定律是，只要政府預(yù)期一個問題會引起反彈和爭議，結(jié)果必然會沖突不斷，捂肯定是捂不住的。不如將爭議制度化，在民主決策程序中化解爭議。越多交鋒，決策越多民主，街頭越少散步。即使在討論中被民眾否決，也比這種被散步否決的方式要好得多。而且，政府應(yīng)該有一種自信，把各種信息都充分擺在討論平臺上，民眾不一定就不理解，不一定就會否決。民主有時會使決策效率沒那么高，卻是政府擺脫責任的一種方式。人們之所以批評政府，因為政府主導(dǎo)決策，人們在決策時插不上話。

　　第三把鑰匙是利益共享。我在韓國首爾參加那個垃圾處理廠時有個感受，就是它們在利益共享上做得很好，首爾街頭很多地磚用的都是垃圾處理廠生產(chǎn)的，讓人看到它的環(huán)保。垃圾處理廠所發(fā)的電供給附近居民時，會便宜很多，這也讓附近居民對垃圾處理有了一種共同的利益感。這對PX項目的脫敏也是一種啟示，都說PX項目的益處，但這種益處往往都體現(xiàn)在政府財政稅收上，而沒有讓公眾尤其是附近的公眾切身感受到。如果民眾只感受到PX的弊，而看不到對自己的利益，當然會反對。現(xiàn)在的政府部門和企業(yè)，缺乏一種向公眾說明PX項目的能力。

　　沒有說服不了的民眾，只有缺乏說服的耐心和缺乏說服力的論據(jù)，政府和企業(yè)提升了向民眾說明PX的能力，就找到了難題的破解之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