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7日又有7名“群眾”前往中國青年報，在報社門口“自殺”。據(jù)報道，他們當中4人大聲呼喊，其余3人倒地，有一個拿著藥瓶。這是一個月內(nèi)在中青報門口出現(xiàn)的第二起“自殺”事件。7月16日，7名來自江蘇泗洪縣的上訪人員在同一地點服藥“自殺”，最終導致的處理結果是，泗洪縣的一批黨政領導受到處分，7名“自殺”者以尋釁滋事的罪名遭到刑事拘留。

　　為什么要到報社門口“自殺”，當然是為了制造轟動，形成有利于當事人所追求目標的輿論壓力。輿論這些年成為中國社會中新崛起的力量，它一再在互聯(lián)網(wǎng)上表現(xiàn)出奇效。輿論不僅“絕殺”了一批貪官，還一次次制造了別開生面的社會熱點。此外輿論深度涉足了一些案例的審判過程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判決結果。

　　如何使用輿論的力量，這在中國社會層面是個新問題。一些輿論場的活躍人士宣揚互聯(lián)網(wǎng)輿論就是“民意”，并以中國法制不健全為由，主張無限擴大輿論在社會治理中的權威，他們有時甚至把網(wǎng)上輿論推高到法律之上。

　　一些基層上訪人士跑到報社門口喝藥“自殺”，說明輿論權力的膨脹確實帶來了一些幻覺。這兩年似有了點“輿論治國”或者“互聯(lián)網(wǎng)治國”的傾向，仿佛誰獲得互聯(lián)網(wǎng)輿論的支持，誰就能戲劇性地實現(xiàn)自己的訴求。

　　這7名“自殺者”很可能是弱勢群體，缺少表達渠道。但采取法外極端行動追求目標實現(xiàn)的人越來越多，構成也很雜，這已成為中國社會當下的新問題。

　　過去人們經(jīng)常批評政府超越法律推行自己的意志，如今有了另一撥自下而上對法律造成客觀破壞的人。在追逐利益的時候，一些人以動作的猛和極端為自己開路，對法律既不相信，也無敬畏之心。有些地方以“黑社會”的方式解決沖突，比誰膽大，誰更豁得出去。

　　社會決不可鼓勵這一傾向的發(fā)展。我們必須建立以法律和與之相關的規(guī)則為中心的社會治理體系，讓公權力、輿論、個人力量都圍繞它們確立關系，解決矛盾和爭議。除了法律之外，決不應有第二個決定性準繩。

　　公權力毫無疑問要傾聽民間的呼聲，包括傾聽輿論。但是無論多強大的輿論，都需與法律進行對照，違反法律的部分堅決不能接納。換句話說，公權力需要尊重輿論，但不能怕輿論。怕輿論和蔑視輿論都是從公權力自身利益出發(fā)的態(tài)度，它們不是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擔當。

　　有些輿論力量支持、慫恿采取法外行動“維權”，部分是出于假公濟私，通過這些鼓動收獲自己的利益;部分則是出于對社會正義的錯誤認識。我們應看到，連續(xù)兩起“自殺”在報社門口發(fā)生，不僅當事人糊涂，社會輿論力量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后者這些年的表現(xiàn)對這種“自殺”產(chǎn)生了誘導。

　　讓我們大家都圍繞法律冷靜下來。法治建設是一條耗時費力之路，但它是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不二之途。決不能為了某個短線目標，輿論場就鼓勵挑戰(zhàn)公權力和法律的極端行為。那對中國的公眾利益絕對是得不償失的�！�